中國的酒文化分三個部分，為造酒、禮酒與飲酒。酒之所以能成為文化，是因為它身上的文化屬性。文化屬性是物質屬性與行為屬性上升到一定意識層面固定下來的認知。文化屬性在歷史進程中是會更改的，傳統不會一成不變。竊以為當下叫喊“酒文化”最甚的是市井酒徒，對酒當歌，那歌非人生之志，亦非陶情冶性，而是交易與“酒依賴”。為文化的清白計，須以辯證。

酒之釀，始于原始社會。“儀狄作酒醪，杜康作秫酒”，指的是兩位酒的發明人把酒奉獻給人類。后人從曹操的《短歌行》中認識了杜康，卻不認識儀狄，她是大禹時代的人。王粲《酒賦》說，“帝女儀狄，旨酒是獻。”帝命他的女兒儀狄造酒，以獻天地間。用今天的話語來解讀，這是遠古以來先人對酒的發酵認知及技術掌握。說得更高深一點，是對微生物學的探究與實踐。

酒的發現才讓人懂得什么叫陶醉。最初的酒并不是鼓勵人們飲用的，王粲《酒賦》的下句就說：“芘芬享祀，人神式宴。”《尚書·酒誥》說，“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酒首先是祭祀用的。宋朝人朱肱對此解釋道，“言天之命民作酒，惟祀而已。”庶邦庶士，“無彝酒”。無彝酒就是不要經常飲酒。試想一下也有道理，如果庶民之輩也以酒為樂，那么與神也就無異了。禮神祭祀的莊重豈不成了一場鬧劇？

最先偷酒喝的還是那幫制定規則的人，是他們把祭祀、典禮的酒喝掉，而且一發不能收。殷紂王設肉林酒池，曹操說“何以解憂，唯有杜康”。你有憂樂，庶邦庶士如何沒有憂樂？把酒喝到肚子里，才知道這個東西憂樂參半，有時候還會壞事，因此朱肱說“酒味甘辛，大熱，有毒”。有什么毒？多飲能致疾，多飲能誤國。我就不太同意曹操的說法，酒漿下肚，憂還是憂，解憂須良策，良策的智慧靠喝酒是喝不出來的。然而有些酒徒很喜歡曹操這句話，引為嗜酒的經典，每欲飲酒總念叨幾遍，于是暴飲就合禮合規了。禮酒的文化在這里就被酒徒們破壞了。

自從有了酒，就有了酒律。酒律是對飲者的規范，不僅有“無彝酒”“祀茲酒”的戒誥，還有器皿的提示。祭祀的時候有一種船形的酒器，叫舟彝，以此盛酒是告誡飲者勿多飲、戒其覆。還有一種叫做罍的杯，是告誡飲者戒其淫，淫以迷亂，淫以至禍。飲酒一旦成風，酒文化就分成了截然兩道，一種是以酒奠志的豪氣文化，一種是醉生夢死的反酒文化。兩種文化并行著影響了中國年的文化史。當有人高喊著“酒文化”以盡醉醺之快，其實只是他的酒囊之欲。真正酒文化的組成部分是對飲酒無度的警示。韓非子說，“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失其身，是失掉自身的尊嚴，一個沒有尊嚴的人，無異于行尸走肉。

諸葛亮告誡他的兒子：“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開宗明義把酒的正道厘清，接著就把酒的邪說挑明，“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殫，賓有余倦，可以致醉，無致迷亂。”李太白說“自古圣賢多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他大概不太同意諸葛亮的忠告。酒讓他放浪形骸，他一面做著詩人，一面做著醉客。當代酒徒只看到他醉客的一面，卻沒有看到他詩性的另一面。還是他的老朋友杜甫看得準，說：“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李白醉了嗎？他沒有醉，他是裝醉，以此傲視王侯。換成別人，醉成爛泥，聽到圣旨到，還不趕緊下跪，謝主隆恩。李白沒有謝主隆恩的習慣，如果有這種習慣，他早就“上船”了。在沉香亭畔寫給李隆基和楊玉環的三首《清平調》是給了他們好大的面子，之后就上演了讓高力士為他脫靴子的鬧劇。大概他的確是喝醉了，在沉醉中嘲弄那些宦官，有如此膽量的唯有這位詩仙！

比李白早生百年的劉伶是個靠“飲者留其名”的人。史載他曾在建威將軍帳下做參軍，主張無為而治，歸隱竹林，整日與阮籍、嵇康等人喝酒，喝得醉醺醺的，謂之“避世”。無為而治是老莊的思想，核心觀念是告訴君王，不要與民爭利。劉伶的“無為”都消磨在酒中，也就真的無為了。他留下一篇《酒德頌》，其章有云：“唯酒是務，焉知其余。”由此看來，他的飲酒也沒飲出什么治世的思想。中國文化人的“避世”往往不足取，往恭維處說是清高，往實在處說是放棄責任。劉伶“焉知其余”的酒德其實無德。然而酒德的提出甚好，《三國志·吳書》有言：“酒以成禮，過則敗德。”像劉伶這樣罔顧其余，就是酗酒了。酒德一立就給飲者劃出一條界限，德者禮賓，濫觴失德。當酒只剩下一個“飲”字，它的文化含量就都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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